俞秀松，1899年8月1日出生于浙江诸暨的次坞镇的溪埭村，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关于俞秀松，许多人会感到陌生。俞秀松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6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始人，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的革命生涯历尽坎坷，但信念坚定、矢志不渝，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坚守和担当，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依旧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对于我们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中，更好地做到“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具有现实意义。
俞秀松的初心
少年时期的俞秀松面对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社会的动荡的近代中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在浙江萧山临浦的高等小学读书期间，写《愚公移山论》，提出“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写《论游说之士与任侠之士之异点》，推崇“如徐锡麟之于恩铭”的革命行为。五四运动时期，俞秀松参与领导了杭州五四运动。1919年11月，他主编《浙江新潮》，在他撰写《发刊词》中，提出了要“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并且认为改造社会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者”。
五四运动后，俞秀松决定去探寻和实践改造社会的道路。1919年12月，他离开家乡时对送别的弟弟俞寿乔说：“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又说，“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俞寿乔《秀松哥的童年》）此后，他就再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
1920年1月，俞秀松等到了北京，经陈独秀介绍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试图通过社会实验探寻理想的新生活，但是不久就失败了。这件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0年3月，他在《给骆致襄的信》中说，“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一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他到了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工作，集中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1930年《自传》）。
俞秀松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积极地投入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去。1923年1月，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明确地说：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要救全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班国妖！此后，终其一生，他矢志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初心，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俞秀松的重大贡献
俞秀松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积极追随陈独秀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等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了上海，他与《星期评论》社等一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邵力子、沈仲九，沈雁冰等结合在一起，开始了实际的建党工作。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是，怎么建党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还是出现了意见分歧。俞秀松到上海后，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建党活动。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共同起草党纲。
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不久，施存统、陈公培先后携党纲赴日本和欧洲，陈独秀主要负责在几个大城市成立党的组织，李汉俊主要进行理论宣传，俞秀松就承担了主要的社会实践工作。他在《自传》中说，“我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
第二，俞秀松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驱。开展工人运动，是党的发起组的一项基本工作。早在1920年4月，他就本着改造社会的愿望，“改名易服”到上海厚生铁厂做了4个月的工，以体验中国工人的生活劳动状况，进行劳动运动。5月1日，俞秀松组织了上海厚生铁厂等500多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党的发起组成立后，他参与成立了上海火车头司机俱乐部、上海印刷工人俱乐部等，参与成立了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并参与了《劳动界》刊物的编辑。他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起了重要作用，为推动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做了重要准备。1921年初，俞秀松还担任了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第三，俞秀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发起组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件工作的意义不仅在青年工作本身，而且，对党的组织和干部的建设意义十分重大，是党的创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俞秀松到上海后，就积极参加青年组织活动。据1921年7月，俞秀松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当时有一个“青年社会革命党”。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改组。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发起人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俞秀松任书记。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俞秀松再任书记。俞秀松积极联络各地建立组织，从1920年8月至年底，在北京、天津、济南、武汉、南京、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1000多位成员。在当时，党的组织的秘密的，青年团的组织是半公开的，党和团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不可分的。这些团的组织和团员，直接成为党的组织基础。
俞秀松还致力于培养干部。1920年9月，党的发起组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核心，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吸收进步青年入校学习，俞秀松具体负责学社的事务。俞秀松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团员，并对团员进行每周一次的政治报告会。外国语学社除外语学习外，主要也是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党的重要领袖和骨干，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江寿华、王一飞、梁柏台等。
第四，俞秀松是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1921年6、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正在筹备中共一大工作的俞秀松受上海党的发起组的委派，和张太雷等一起参加了这两个会议。俞秀松表现活跃。首先，当发现所谓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和所谓共产党的姚作宾也是会议代表时，俞秀松领衔致信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提出声明和抗议，揭露了他们政客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面目。俞秀松还在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了作了发言，介绍了党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工作。其后，他还参加了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俞秀松、张太雷等的积极工作，维护了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贡献。
第五，俞秀松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期探索。俞秀松是社会革命的积极探索者，他不仅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而且较早地参与探索农村工作。1922年8月西湖会议后，他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等一起，第一批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推动国民革命。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国民党杭州区委书记；国民党上海第一区委书记等。1924年开始的国民会议运动中，他担任了上海和杭州国民会议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担任了罢工运动的总指挥，直接推动了运动的发展，揭开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俞秀松还是我党最早探索军事工作的实践者。1922年8月，俞秀松等与保定军官学校金佛庄的有了联络，金佛庄组织有“壬戌社”，以“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为宗旨。俞秀松等认为“壬戌社”“主义与本团相同” ，并发展金佛庄为团员。11月19日，俞秀松亲自到福州“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工作，任参谋处一等书记官。他说，“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在军队中，他认真浏览各种军事书籍，参加了东路讨贼军从福建到广东的所有战斗，历时一年多的时间，获得了军事斗争的理论和经验。1924-1925年间，他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他在《自传》中说，担任了“上海党中央下属的军委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设立，是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决定的。俞秀松应该在那前后，主持过中央的军事工作。
俞秀松的坚守
正当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俞秀松承担了新的任务。1925年10月，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为推动中国革命，培养国共两党的干部，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央选拔了103名党员和团员赴苏联学习，俞秀松被任命为旅苏党团临时书记。1925年10月23日，俞秀松从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但是，这次工作安排却使俞秀松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
共产国际和联共创办中山大学，中国革命培养领袖和骨干，体现了国际主义的义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经验的学习，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十分需要的。俞秀松等就是怀着这样的热切希望来到了苏联，并且通过刻苦的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学习过程中，参加了教学的管理，毕业后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任教。我党确实有一大批干部通过在苏联的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当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也自然体现出了共产国际和联共领导，要培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布尔会维克”，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分的主观愿望。一批没有实际经验的，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词汇的青年人获得了青睐。相反，像俞秀松这样，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勇于探索的革命者，却可能被边缘化。
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校长、并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的米夫，是一个缺少革命经验，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他十分欣赏能够夸夸其谈的王明，并要着力把王明培养为中共的领袖。但是，在中山大学中，王明等影响十分有限，甚至被讥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于是，王明依附米夫，组成了教条主义的宗派，借助于在当时联共党内反对托洛斯基斗争，在中山大学进行“清党”，大肆排除异己。在学生中具有崇高威望的俞秀松则成为他的打击目标。
俞秀松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俞秀松与王明都被挑选出来的10位俄语班同学，俞秀松不喜欢王明夸夸其谈、阿谀奉承的作风，并提出批评。王明依附米夫得势后，1927年夏，捏造“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罪名，猛烈攻击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左权、孙冶方等。俞秀松等向共产国际告发了王明等人的行为，并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提出申诉。在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等同志的参与下，1928年，共产国际监委和联共（布）监委作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王明的阴谋被挫败。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党内的地位提升，“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继续尽力抵制王明的路线。1931年9月，王明回苏联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继续诬陷打击俞秀松等。1932年10月，俞秀松被解除了列宁学院的教学工作，调往远东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任《工人之路》报副主编。
在苏联远东工作的俞秀松，面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现在无法直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而焦虑万分”。但是，他競競业业办报，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为苏联远东的生产建设贡献了力量，被连续评为优秀党员。
1935年6月，经联共（布）中央派遣，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率领25位在苏联工作的中国干部到新疆，帮助当时表现亲苏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工作。俞秀松担任了新疆民众反帝总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还先后担任新疆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并主编《反帝战线》杂志。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推动了新疆的文化发展、民族平等和政治的清廉，体现了卓越的治理能力。在此期间，俞秀松为迎接突围入疆的西路军战士与从事抗日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此时已是共产国际执委的王明继续迫害俞秀松。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等人回国途经新疆，诬陷俞秀松等24位同志为“托派分子”。12月27日，俞秀松等遭到逮捕。他对前来探望的妻子说：“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苏联遇害，时年40岁。
俞秀松具有坚定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实践者，深入基层、踏踏实实，不为名、不为利。他是一个勇于担当的开拓者，对中国革命的初期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不妥协地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者，有着强烈的忧党之心。他在长期的逆境中矢志不渝、坚忍不拔，为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尽心尽力，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俞秀松追求理想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